*政治局6月28日召開會議，審議通過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問責條例》，**主持會議。會議認為，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，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制度。

Q：《問責條例》的重要意義是什么?

A：《條例》的重要意義，我個人認為集中體現(xiàn)在三個方面，第一個方面，是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，政治局會議已經(jīng)強調(diào)了這一點;第二方面，是責任政府建設的“牛鼻子”;第三個方面，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法寶。關于是責任政府建設的“牛鼻子”，俗話說“辦好中國的事情，關鍵在黨”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是中國長期的唯一的執(zhí)政黨，問責只有從執(zhí)政黨開始才能落到實處。

Q：《問責條例》此時出臺標志著什么?

A：這個《條例》頒布的時間節(jié)點，是在中國共產(chǎn)黨建黨95周年的前夕�！稐l例》的頒布是中國共產(chǎn)黨在黨的建設，特別是管黨治黨方面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。自中國共產(chǎn)黨成為執(zhí)政黨之后，就面臨一些老大難問題，比如說黨風廉政建設的問題，比如說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問題，包括黨員能進不能出的問題。應該說《問責條例》的頒布對這些問題的解決將發(fā)揮重要的作用。

第二個方面是標志著我國黨和政府問責實踐的歷程進入實質性階段。雖然黨和政府的問責實踐已有十多年時間，之前的問責都是零敲碎打，問責效果也不是很滿意。從十八大之后進入到普遍化、實質性發(fā)展的問責階段。最典型的就是那句話“動員千遍，不如問責一次�！彼�以我相信《問責條例》的頒布對于執(zhí)政黨的建設，對全面從嚴治黨將發(fā)揮重要的作用。

Q：《問責條例》可能產(chǎn)生什么影響?

A：作為《問責條例》實施的一個重要的副產(chǎn)品，對于克服和轉變我國長期以來官本位的思想將會發(fā)揮重要作用。過去之所以官本位思想比較嚴重，其實很重要的一點是存在“權大于責”甚至“有權無責”的現(xiàn)象。有了《問責條例》之后就意味著，權就是責，權越大，責越大。

問責條例：劍指干部不作為

問責條例在“七一”前夕獲審通過，再亮全面從嚴治黨利器，釋放出有責必問、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。

從年初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提出研究制定問責條例，到今天落地，僅僅用了半年時間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決勝階段，時不我待，是屏息聚力的時刻，正如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的：只要各級領導干部心系使命、扛起責任，就沒有過不去的坎。有人形象地說：“一把手”的“一”，立起來是標桿，橫下去是扁擔。身為領導干部，就要既為表率、又敢擔當。

干部不作為，就是橫在前進路上的一道“坎”。問責條例重點針對的，正是干部的“不作為”。問責制度實行多年，但存在碎片化現(xiàn)象。有權威人士指出，現(xiàn)行黨內(nèi)法規(guī)和規(guī)范性文件，與問責相關的多達119部，表述不一，規(guī)定零散，內(nèi)容不聚焦。這次，問責從規(guī)定上升為條例，從分散走向權威，聚焦干部“不作為”，必將使失責必問、問責必嚴成為常態(tài)。

問責制的實行，曾經(jīng)給民眾帶來極大鼓舞，人們也寄予厚望。但實行多年，效果并不理想。以筆者觀察，存在著“三多三少”現(xiàn)象：被動問責多，主動問責少。一個問題出現(xiàn)了，有領導批示，有上級督辦，這樣的問題問責多、問責快，其他問題就少問責、不問責;直接責任問責多，領導責任問責少。一般來說，主要領導不會受到調(diào)查，更不會承擔責任;干部個體問責多，組織主體問責少。即使是集體作出的決定，出了問題也只追究個體責任，讓某個個人“背黑鍋”，對此，眾人心知肚明，皆予以通融。因此，當問責的板子打下去時，不是真正打在責任人的屁股上，而是打在了板凳上。

筆者曾經(jīng)參與問責的相關事務。一批干部出事了、犯案了，當然要追究責任。但檢查原始記錄，這些干部的提拔是走了程序的，考察是認真的，任用也是集體討論的。筆者只能如實陳述，似乎人人有責任，但誰的責也問不了。實際上，即使走了程序，如果質量不到位，是否也是一種“不作為”?有的干部犯案潛伏期那么長，甚至“帶病提拔”，相關組織是不是失責?為什么出現(xiàn)這種現(xiàn)象?因為問責利器并沒有好好用起來，不痛不癢、高舉輕落、意思意思，成本如此之低，干部的責任意識就無法形成，只要權力、不擔責任的現(xiàn)象也就難免。

干部不作為也是腐敗，有錯是過、無為也是過。有鐵面問責，干部才有進取動力;有問責兜底，才能劃出為官底線。動員千遍，不如問責一次;批評十人，不如問責一人;問責一個，驚醒一片;既問個人之責，又問組織之責。就像眼睛揉不得沙子，黨的事業(yè)容不得不作為。用問責喚醒擔當意識，讓失職失責的干部受追究，作風不正的干部受懲戒，造成損失的干部受處罰。

當然，我們也要學會自我問責。所謂“咎”，就是過失，一個人有了“咎”，就應該有內(nèi)疚感，就要主動承擔責任，乃至引咎辭職。公民也要發(fā)聲，向干部不作為宣戰(zhàn)。一個官員該不該問責，該不該引咎辭職或責令辭職，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公眾的意愿。公眾可以通過多種合法形式發(fā)聲，對官員進行監(jiān)督。

問責條例產(chǎn)生，就是啟動了黨和國家層面的規(guī)范和程序，為一切問責行為提供支持。但問責并非終點，我們所關心的，是各級黨的組織和領導干部把管黨治黨的責任擔當起來，為黨盡職，為民盡責，以上率下，較真碰硬，建設一個有責任的黨，帶出一支有責任的隊伍，充分體現(xiàn)共產(chǎn)黨人的擔當精神，以實現(xiàn)“兩個一百年”的偉大奮斗目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