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1日，新的國家安全法正式施行。為了幫助讀者更加全面了解這部法律，本報自今天起推出三篇系列報道，通過采訪相關專家學者，來解讀制定國家安全法的重大意義和主要內容。

7月1日，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國家安全法。這部法律立足我國基本國情，借鑒國外有益經驗，創(chuàng)造性地提出了許多觀念原則和制度機制，對政治安全、國土安全、文化安全、科技安全等領域的國家安全任務進行了明確，引起廣泛關注。

記者近日就這部法律出臺的必要性、意義和亮點等問題對相關專家進行了采訪。

唯一無綜合性國安法大國

“中國是世界大國中唯一沒有綜合性國家安全法的國家。”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開門見山地說。

王振民告訴記者，美國的綜合性國家安全立法早在1947年就有了，經過60多年的不斷發(fā)展完善，已經形成了非常完整的國家安全法律制度。俄羅斯1992年制定了綜合性國家安全法，目前也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法律制度。其他大國比如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印度等，也都已有綜合性國家安全法。日本雖然較晚，也于2013年制定了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案這部綜合性國家安全法。

實際上，我國早在1993年就制定了國家安全法，但在王振民看來，這部法律更傾向于是一部反間諜法。

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法治戰(zhàn)略研究部主任李忠指出，1993年的國家安全法主要規(guī)定了國家安全機關的職責，并在反間諜方面作出規(guī)定，已不能適應現在對內對外安全形勢的需要。

“目前，我國面臨的國家安全風險和挑戰(zhàn)與過去相比是非常復雜的。”王振民說，傳統的國家安全主要指保衛(wèi)國家不受侵略，維護祖國和平統一。實際上，即便是傳統國家安全問題，我國也面臨嚴峻現狀。如今，非傳統國家安全問題，如經濟安全、信息安全、網絡安全、生態(tài)安全和環(huán)境安全等問題也在日益凸顯。

王振民指出，我們今天要面對內部安全和外部安全、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、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、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等很多新問題，僅依靠現有立法是遠遠不夠的。現有立法位階很低，都是法規(guī)、條例甚至文件，還存在立法空白。所以，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法非常有必要。

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需要

國家安全法第三條規(guī)定，國家安全工作應當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。作為新形勢下國家安全工作的指導思想，其貫穿國家安全法始終。

李忠介紹，總體國家安全觀是4月15日*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的。當前，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，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。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在正確分析、科學整合傳統國家安全觀的基礎上提出的，契合了我國國家安全形勢變化的新特點、新趨勢，揭示了當代國家安全和國家安全工作的全面性、整體性和系統性，是新時期做好我國國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。

“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，就是為了應對今天中國面臨的許多安全風險和挑戰(zhàn)。我們有了這一新的國家安全理念后，還需要將其法律化、制度化。此外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構建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提出明確要求。從貫徹落實總體安全觀，完善國家安全法治體系角度出發(fā)，出臺一部綜合性的基本法正當其時。”王振民如是說。

推進國家安全治理現代化

“國家安全法的出臺，對于應對我國國家安全風險和挑戰(zhàn)，有效維護國家安全，為中華民族復興創(chuàng)造安全環(huán)境，是個根本的法律保障。”王振民認為。

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《*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提出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”。對此，王振民認為，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國家安全治理也要現代化，即國家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要現代化。而之前的國家安全工作，由于缺少中央層面的頂層決策和意識協調機構，是談不上現代化的。

“我們以前的國家安全工作，像‘馬路警察’,各管一段，沒有‘串’在一起，缺乏綜合性�！蓖跽衩裾f，國家安全問題是相互連接的，不是單獨某一部門可以完全承擔，這就需要成立一個專門機構進行決策、溝通與協調。

1月24日，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成立，國家安全治理現代化邁出大步。此次國家安全法的出臺，在王振民看來，為國家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根本的法律遵循。

王振民說，我們要堅守法治原則，堅持依法治國，國家安全工作也必須依法進行。所以，這部法律既是一部授權法，授權給有關部門、機構足夠的權力能夠維護國家安全，也是一部限權法，限制、約束和規(guī)范這些部門、機構權力的行使。

首次對國家安全作出界定

國家安全法第二條規(guī)定，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、主權、統一和領土完整、人民福祉、經濟社會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于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(tài)，以及保障持續(xù)安全狀態(tài)的能力。

“這是我國法律首次對國家安全作出界定�！崩钪艺f，這也是這部新法的突出亮點之一。

有學者認為，國家安全猶如變色龍的外皮，會隨時間、環(huán)境的變化呈現不同的色彩和內容，難以下一個普遍適用的定義。對此，李忠卻持不同意見。他指出，盡管如此，國家安全的基本含義仍是可以確定的。事實上，多數國家都在國家安全立法中對國家安全作出界定。

針對定義寬泛的質疑，王振民說：“我們曾比較了很多國家的國家安全立法中的定義，發(fā)現我們的定義并沒有比他們寬泛。”

“這部法律所列的保護對象，既涵蓋傳統安全內容，也涵蓋非傳統安全內容;使用‘國家其他重大利益’這一表述，體現了適應性和靈活性，符合國家安全不斷發(fā)展變化的規(guī)律�！崩钪艺f，在國家安全法中對國家安全作出界定，有助于明晰國家安全工作的權限和范圍，防范國家安全工作人員濫用或不當行使權力、侵犯公民合法權益。

此外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傳媒法與信息法研究室主任陳欣新指出，國家安全法的另一亮點就是，強調維護國家安全必須堅持黨的領導。

“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、加快建設*最根本的保證。維護國家安全作為黨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，是安邦定國的基石，是人民的福祉所系，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，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(zhí)政地位和*制度�！标愋佬抡f。

王振民指出，從立法宗旨來講，國家安全法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，明確要“保護人民的根本利益”，將“人民福祉”作為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，將“尊重和保障人權，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”作為重要的基本原則，將“以人民安全為宗旨”“一切為了人民、一切依靠人民”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出發(fā)點和落腳點，這與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法從立法思想上是有區(qū)別的。